各地高校教授结伴自杀
“文革”初期，来自上海的坏消息几乎是不断线的：先是一代文艺通才傅雷先生及其夫人双双自裁；接着是作家叶以群跳楼自杀。傅雷先生在遗言中说，他之所以走上绝路，是因为过那样的日子比坐牢还难受。后来又传来诗人闻捷的死讯。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，跳了楼。闻捷曾是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，后来他调到上海，在上海当权的张春桥之流屡屡组织力量整他，他感到无路可走了，在那个心如刀绞惊心的夜晚，他先把通往孩子房间的门窗缝隙用纸糊牢，然后打开煤气，死时才48岁。
那时的自杀有个奇怪的特点，即有为数不少的夫妻结伴走上黄泉路。当年住的大院里，文革一开始就死了好几对。拍摄“开国大典”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对。著名文学史家、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绶松好不容易熬到1969年春天，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。
还有一个材料上说，单就北京大学来说，在“文革”初期和工军宣传队进驻期间，称得上权威的教授，如翦伯赞、饶毓泰等，自杀的就有24名。翦伯赞先生在多种威逼面前，不写材料证明刘少奇同志有叛变行为，结果，在高压逼迫之下宁死不屈，最后他的夫人伴他而去。
北大有人提到，当北大出现那张“马列主义大字报”后，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“反动学术权威”多达500多人，有一个时期，北大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。
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日子里，单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，就有五位自杀了。他们都是我国音乐界的精英，其中有几位还是贺绿汀老先生千方百计从国外请回来的。当张春桥下令“火烧”这座“资产阶级顽固堡垒”时，这所学校又有17名教授相继自杀。当然，有教授自杀的远远不只这几所高校。
《人民日报》骨干相继自杀
《人民日报》前社长邓拓先生，1966年5月自杀，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。在邓拓含冤去世之前，那些有组织有预谋的口诛笔伐文章，就出现在报纸和广播上了。
1980年，在前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被迫害致死十周年忌日上，当年赵淮青遇到了邓拓的夫人丁一岚。忍不住问：“老邓同志怎么没能过这个坎？”丁一岚沉痛地说：“政治压力太大，是非功过都颠倒了，他的身体又不好，科想经不住这风暴，也担心我和孩子受他的连累……”据《人民日报》社的同志说，在他自杀前一晚，邻居见他站在桌子上，借手电筒的光束欣赏自己珍藏多年的字画。他是多么舍不得丢弃这一切！可他只能就死辞生，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良心。
继邓拓先生自杀不久，他的下级，曾任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负责人的陈笑雨（集体笔名“马铁丁”的主要撰搞人），在报社蒙受数次批斗，并在一次“牛鬼蛇神”游楼时逼他下跪请罪，还有人打了他一记耳光，且揪撕他的头发让他抬头看看“我是谁？”
那天黄昏，陈笑雨没有回家。当人们寻他不见，想起他走出报社大门时，曾把一个书包扔在收发室，打开书包找出一个本子，上边赫然写着两行字：“死了比活着好，死了更干净。”当尊严与侮辱相碰撞时，陈笑雨选择了尊严。
文人气节：士可杀，不可辱
“士可杀，不可辱”，这种气节在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燃烧了。
被誉为京剧“八大坤伶”之一的言慧珠，不堪凌辱，又不甘舍弃为之献身一生的京剧，她最后身着戏装上了吊。著名影星上官云珠在被轮番批斗时，整她的造反派们心毒如蝎，竟专打她动过手术的伤口——乳房，致使她心力交瘁，跳下高楼。还有评剧著名演员小白玉霜、黄梅戏的骄傲严风英，都是愤然服毒而死的。严风英生前被诬为文艺黑线人物、国民党潜伏特务，死后竟被解剖肚肠，搜查微型发报机，让她灵魂不得安息！
“文革”末期，天津一位中医老大夫说，天津的自杀有一阵子成了风，那是由市委书记万晓塘、副书记王亢之带头的。在红色风暴刚刮起来的日子，这位老大夫常常经过市区海河上的解放桥，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。他见过一对夫妻死后被打捞上来时，一条毛巾系住两人的手腕，以示生生死死永不分，那情景让人触目……
赫哲族作家白辛，在1966年9月，看到别人被批斗的惨景，虽然当时还没有冲击到他身上，但想到自己曾因创作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被江青点名，便对朋友说：“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，我决不受这份罪。”第二天，他带上一瓶酒，一听罐头，一瓶敌敌畏，来到松花江一个无名小岛，壮烈而潇洒地走了。死时坐依在一棵树干上，那不屈的身躯没有倒下，象征了他的人格。
自杀人数已经无法统计
我们敬爱的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，那是“文革”初期最早传出的噩耗。这个噩耗使整个文艺界，整个北京城如雷击顶！
同样，苏州城里有个周瘦鹃老先生，也是宁死不屈、宁折不弯的典型。当张春桥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宣布他搞盆景艺术是复辟资本主义时，这位70多岁的老人，整日处于惊恐慌乱之中。在一次毁灭性抄家后，当他看到自己几十年倾心制作的数百种盆栽和盆景珍品被摔得粉碎，看到那些曾吸引过周恩来、朱德、叶剑英、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参观，并博得外国艺术家惊叹和赞赏，称之为“美的极致”的艺术杰作毁于一旦时，便毅然跳进自己庭院中那口井中。这位在文坛驰骋50多年的老作家，玉碎而香不消。
“文革”中自杀的作家、演艺家和学者，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，比如考古学家陈梦家，历史学家李平心，政治学家储安平。又如著名作家赵树理、著名学者陈寅恪、吴宓先生，甚至连“温然其容，意态静雅”的丰子恺先生，都是在折磨中自杀而死的。阿英（钱杏屯）、柳青等作家，虽死在“文革”之后，但根子还在“文革”，他们都是在那十年中受尽了磨难，心身受到创伤而死的。
总之，在文革中自杀的各类知识分子已经不计其数，给中国的文化、科研、教育事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。”
（摘自《大周末》等报刊——主编：张俊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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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1-11-27 20: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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